邓猛等：西方特殊教育范式的变迁及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功能转型的思考（四）

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功能转型的建议

4.1建立以特殊教育学校为支撑、多元模式并存的特殊教育服务体系
       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创建于19世纪后半叶，多由私立或宗教慈善团体创办，照搬西方隔离式特殊教育模式，提供基于医疗与慈善的教育和训练，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制度，游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外。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基本照搬前苏联缺陷补偿理论，凸显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教育的特色。长期以来，特殊教育学校数量少，发展慢，是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唯一场所。改革开放以来，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与功能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与西方特殊教育学校黯然离场不同，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大量附设特殊班与随班就读为主体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是我国特殊教育实践的总结与对国际融合教育趋势的中国式回应。特殊教育学校与随班就读成为我国特殊教育安置体系的主要选择，成为全球范围内少有的融合教育和特殊教育学校教育二元并存共进的特色。虽然还是以普及义务教育为主要目标，但已经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的特殊教育体系16。《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完善特殊教育体系”的目标7。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对安置模式和层次结构提出明确的目标：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全面推进融合教育……全面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加大力度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加快发展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稳步发展残疾人高等教育。

       因此，特殊教育学校在我国特殊教育体系中处于关键的节点位置，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以及在校学生人数不断增长。尤其是《“十一五”期间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规划（2008－2010年）》出台后，特殊教育学校数量快速增加。到2017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班级数共24093个，在校学生达24.27万人（18。康复机构也不断发展，到2017年我国共有视力残疾康复机构1194个，听力语言残疾康复机构1417个，智力残疾康复训练机构3088个。除此之外，仅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在2017年就达1611个19，资源班、随班就读班级的数量也呈快速增加的趋势。

       特殊教育学校现在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我国特殊儿童的主要安置形式之一。这似乎与国际融合教育的趋势不同，也经常受到国际相关专业群体的质疑。西方特殊教育服务模式是一种此消彼长，一种模式替代另一种模式的过程，或者在某一阶段以一种模式为主，其他模式为有限补充。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40余年，走过了西方两个多世纪特殊教育发展的道路，特殊教育发展范式并非此消彼长、互相取代的过程，而是同时出现、多样化发展。康复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特殊班、资源教室、融合教育（随班就读）等不同的安置选择百花齐放，呈多元选择、朝向融合的特点。在中国社会情境中，医学心理模式、功能补偿模式、经济支持模式、社会政治模式、教育发展模式福利慈善模式等和谐并存，互为补充。康复训练与教育教学并存、医教结合与融合教育共舞。每一种模式都有用武之地，而非像西方那样相互冲突与取代。

       因此，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持续大量建设特殊教育学校，并且在特殊教育学校大量设置融合教育指导中心的国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将特殊教育学校作为融合教育发展基础的国家。特殊教育学校并非融合教育的对立面，而是融合教育的一部分，它们都是特殊教育体系中相互关联、互为依托的有机组成部分。特殊教育学校有着较为丰富的资源与专业力量，是融合教育的基础与依托骨干，发挥着示范引领的骨干作用。这正是中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对全球化背景下融合教育理念的本土化回应，是实用主义融合教育模式的体现。

4.2特殊教育学校应主动走社区融合的道路

       社会沟通障碍是绝大多数残疾儿童的共有特征。这既充分体现人社会性的本质特征及其重要性，也说明此方面的困难必然严重阻碍残疾儿童有效参与社会生活。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社区融合（或融合）—即残疾人对正常的社区生活的平等、全面地参与—成为西方残疾人康复与教育的主要目标。“全美自我决定联盟”（NcoSD the Na－ tional Coalition of Self－Detemmination）就宣称，正常的社区生活“是所有人一不论他的残疾程度有多重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20）：残疾人对社区生活在身体与心理上的全面参与是实现社会公正理想的有效途径。

       杜威“教育即生活”的论断奠定了其经验主义课程的核心，以儿童生活为依据设置课程成为当代课程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生活教育的理念对特殊儿童有更重要的意义。特殊教育学校旨在促进特殊儿童社会化，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传统的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模式封闭保守，不利于特殊儿童社会沟通与适应技能的发展，不利于特殊儿童回归社会及提升生活质量。有的特殊教育学校出于安全考虑，甚至长期将残疾学生封闭在校园内，导致特殊儿童长期被“圈养”在学校、家庭之中，与正常社会生活相脱离，难以融入社会。因此，特殊儿童要实现社会融合、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特殊教育学校就应首先突破学校“围墙”的封锁，开门办学，走进社区。中国特色的融合教育必然是以特殊教育学校为基础，特殊教育学校是融合教育的一部分；因此，特殊教育学校走向社区是融合教育的要求，也是特殊教育学校自身发展的必然归宿。社区是特殊儿童从隔离走向融合环境中一个关键的结合点，也是多数特殊儿童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所。特殊教育学校应研发社区化、本土文化的课程，强化社会性学习、体验式学习；使特殊教育学校课程与教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朝向真善美的生活，促进学生社会适应，彰显生命尊严。特殊教育学校应与社区多部门协调合作，为特殊儿童社会化技能的形成与社会实践奠定基础。特殊教育学校只有主动走向社区融合，才能真正为在校特殊儿童提供融合的经验与教育，才能真正具备为本地区融合教育提供支撑的能力。
4.3特殊教育学校应走综合化发展道路
       在中国现有的特殊教育发展体系中，特殊教育学校有着西方特殊教育学校很少具备的作用。特殊教育学校并非单一的面向学生的教育机构，而是对内向学生服务、对外向社会负责的特殊教育中心。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多数是近几十年新建的，从一开始就与融合的方向同步，与“隔离”的标签相抵触。因此，融合教育背景下的特殊教育学校应改变以往单一的招生模式，走向综合化发展，扩展其多样化功能。这些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图4）

       第一，特殊教育学校是地方特殊教育发展指导中心。对当地特殊教育的发展有着规划管理、鉴定评估、咨询指导、检查督导、巡回辅导、培训研究等职能，发挥示范、引领、辐射的作用。对当地随班就读、特殊班、资源班、送教上门等多种形式的特殊教育进行综合管理与指导；对特殊教育与社区、社会协调发展进行筹划，对残疾学生学校后生活与就业进行跟踪指导和服务；是当地特殊教育发展的综合服务平台。
       第二，特殊教育学校是当地融合教育资源与支持中心。特殊教育学校转型为融合教育资源与支持中心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在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往往是一个地方唯一具备特殊教育专业力量的地方，也是融合教育专业支持的主要来源。事实上，多数特殊教育学校同时挂有地方随班就读指导中心的牌子，或者从特殊教育学校中分离出单独的力量成为单独的随班就读中心，为当地融合教育发展提供管理与专业指导。特殊教育学校必然要为随班就读提供多种专业指导和服务，包括残障儿童评估与安置、资源教室建设与运作、巡回指导和教学服务、培训研讨、家长咨询服务等。

       第三，特殊教育学校发挥教育康复的综合功能。我国传统的特殊教育学校多为针对盲、聋或者智力残疾等单一残障类型的学校，办学方式往往是普通学校的模拟和简化，办学宗旨以满足学生义务教育需求为主。当前，特殊教育对象不断多样化，以重度与多重障碍为主；终身教育的社会需求呈增长趋势。特殊教育学校必须改变传统的单一服务模式，要为多种类型的残疾，尤其是自闭症、多重障碍、严重发展性障碍等残疾学生提供教育和服务。因此，特殊教育学校应在两个方面扩展其功能：一是在服务阶段上，特殊教育学校要向“两头延伸”，逐渐从义务教育阶段转向学前教育、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中及高等教育、成人生活服务等，构建生命全程教育和终身保障体系。二是服务内容上要走向多样化，提供包括教育、康复、保健、职业训练、生涯规划、成人生活适应等综合化的服务。

       第四，要明确我国特殊教育学校的责权体系。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基础还比较薄弱，专业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机制，才能顺利地实现功能转型。当前，特殊教育学校最需要的是建立明确的责权体系，才能够为提供“公平优质的特殊教育”奠定基础一是特殊教育的行政管理权。当地教育部门要实行权利下放，将特殊教育的行政管理权（至少是部分行政管理权）授权于特殊教育学校，使之真正具备独立运行与管理特殊教育的职能。二是专业指导权。这既是特殊教育学校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特殊教育学校要强化自身专业能力，培养专业队伍，对本地特殊教育工作进行科学指导，提供教育教学，资源配置等建议，对融合教育教师提供培训指导。三是督导权。特殊教育学校应具备对本地区特殊教育包括普通学校融合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的权力，能够实施有效的问责制，真正保障特殊教育质量。在这一责权体系中，督导权是最困难的，需要整个教育体制的支持与改革，真正将特殊教育纳入全民教育整体规划与管理体系中才能实现。

结论

       在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长河中，特殊教育学校命运跌宕起伏，各有不同。当前，我国特殊教育学校服务人数较少，却成为特殊教育发展骨干，同时大量融合教育指导中心也设置在特殊教育学校，这与国际融合教育潮流是相违背的。显然，我国特殊教育学校要从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和对现状的惴惴不安、迷茫彷徨中清醒过来，认清方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应紧扣融合教育发展的趋势，积极进行新的功能定位和职能转换，锐意改革，走向融合，走向社区，发挥综合化指导服务功能。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特殊教育发展体系和本土化的融合教育模式，以中国的话语体系为国际融合教育理论体系与实践做出贡献。

资料来源：《中国特殊教育》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