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猛等：西方特殊教育范式的变迁及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功能转型的思考（二）

西方特殊教育范式变迁及特殊教育学校发展

2.1 西方特殊教育范式的变迁
       西方在如何对待残疾人的问题上经历了从杀戮 到遗弃、忽视、怜悯与过度保护，到尽最大程度地促使残疾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发展过程。18世纪莱佩、阿于伊等特殊教育先驱创设的特殊教育机构，意味着人类社会系统的特殊教育的开始，开启了特殊教育从无到有的先河。但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养护多于教育，训练多于教学，被称为“隔离的特殊教育养护机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多数寄宿制特殊教育养护机构转变为公立特殊教育日校（亦称走读学校），新的公立特殊教育走读学校不断建立。公立特殊教育学校的迅速发展首先源于人们对于以看护、训练为特点的隔离式特殊教育养护机构的摈弃；其次是因为义务教育观念在西方逐渐深得人心以及相关法律的广泛实施。许多特殊教育养护机构纷纷将“养护机构（Asylum Institution）为“学校＂（School）这意味着特殊教育成为公立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观念得到广泛的认同与实践。

伴随着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公立学校中特殊班级几乎同时出现并迅猛发展，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数量达到顶峰，成为隔离式特殊教育最主要的实践与安置模式。特殊班级的发展源于义务教育普及所带来的学生数量的增加。学校内各种问题儿童、残疾儿童和移民家庭儿童数量激增，隔离的特殊教育机构或学校不能够满足这些儿童的教育需要。同时，随着比奈西蒙智力量表等心理测量工具的问世，大量后进生被“科学”地鉴定为残疾或“低能”，导致特殊学生数量大幅增加。特殊班级的发展使特殊教育对象扩大了，对特殊儿童的教育更加多样化、系统化。特殊班相对于特殊教育机构或学校来说是走向融合的努力，但本质仍是隔离的，是特殊教育学校在空间上的发展和延伸。公立特殊教育学校与特殊班级的迅速发展使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真正成为两个平行发展的、独立的职业体系与研究领域。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西方民权运动的兴起，回归主流成为特殊教育的指导思想。“最少受限制环境”的原则以及相应的“瀑布式特殊教育安置体系”（图1）突破了普特分离的二元安置体系。特殊儿童通过一系列安置环境的变换，走向主流社会，从而使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汇。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融合教育成为特殊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其目的就是要彻底告别隔离的、等级制教育体系，使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真正融为一体。融合教育理论在特殊教育领域成功地垄断了话语体系，成为各国特殊教育政策制定、实施的依据与动力。尽管融合教育的效果还没有被研究有效地证明，但它却成功地导致了对传统的隔离式特殊教育体系的完全否定。西方各国的特殊教育实践表明传统的隔离式特殊教育体系已经崩溃，单一的普通教室安置形态逐步成为各国特殊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

审视西方特殊教育发生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西方特殊教育诞生于机构，形成于特殊教育学校，发展于特殊班，变革于回归主流，扬弃于融合教育。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演变与改革（图2），每一阶段变化都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紧密相联。
       第二，西方特殊教育经历了隔离式的特殊教育体制到回归主流，进而走向融合教育的范式转换。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遵循渐进的原则，从拒绝到接纳、从隔离到回归主流、从普特双轨制到融合。每一个环节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之前范式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隔离与融合之间的二元对立及冲突交融，构成现代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主轴。
       第三，西方特殊教育范式的变迁既反映了西方以民主、自由为特征的社会文化的演变，也紧扣社会科学中科学与人文、实证与建构（解释）主义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脉搏。特殊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经历了从慈善福利模式到权利支持模式、医学心理学模式到社会政治模式、单一到多元学科等理论范式的转换。
       第四，无论是从隔离到融合、慈善到权利，还是医学到教育的转换，都是新范式取代旧有范式的此消彼长。新范式的出现并不完全取代旧范式，而是以多元范式并存的现象为主。但新范式的倡导往往意味着旧有范式退居幕后或处在更次要的位置。

2.2 西方特殊教育学校发展的特点

     西方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殊教育范式变迁过程中体现出自身的特点与规律：

     第一，特殊教育学校对机构的取代意味着特殊教育的规范化与专业化，以特殊教育学校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特殊班则是隔离式特殊教育的主要形式。特殊教育学校扮演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与特殊教育机构、特殊班一起构成了三位一体的隔离制特殊教育体系。这一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融合教育相对应，构成特殊教育的双轨制。

     第二，当谈到特殊教育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到特殊教育学校，甚至认为特殊教育学校是特殊教育的主体，是隔离式特殊教育的代表，特殊教育学校被世俗习惯符号化、标签化了。事实上，在西方特殊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隔离主要体现为普通学校内的隔离，即特殊班的单独存在。在西方特殊教育史上，机构数量是零星的，特殊教育学校数量是有限的，而特殊班的数量是最庞大的，特殊班成为隔离制特殊教育事实上的主角。

     第三，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特殊教育学校的地位，应将特殊教育学校放在整个特殊教育服务体系中来衡量其发展与作用。在隔离制特殊教育体系中，特殊教育学校是机构与特殊班之间过渡的桥梁，并非主体。从现实角度看，我们应该从回归主流思想及“最少受限制环境”的原则，从整个“瀑布式特殊教育服务体系”的角度出发来看待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只是众多安置模式中的一种，是等级制特殊教育安置模式中限制较多的安置选择之一。它同样具备承上启下的作用，服务少数学生，并希望通过优质的教育服务促进学生向更高层次、限制更少的环境转变。

     第四，西方特殊教育学校出现并经历一段时间的上升以后，其地位与规模一直呈下降趋势，先是特殊班，随后资源班、普通班等形式的安置形式接踵而来，最终随着融合教育的发展迅速减少乃至于走向消亡。

资料来源：《中国特殊教育》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