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人士能不能恋爱？
该不该步入婚姻？
普通大众会如何和自闭症人士相处？
文章发出后，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其中一条留言引起了编辑的注意。
一位名叫Dory的新西兰社工，结合了她在国外的见闻，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谈论了特殊人群的生活问题，获得了很多读者点赞。
随后，在我们和Dory的深入交流中，她更加详细地讲解了新西兰普通大众看待特殊群体的态度，以及这背后的故事。
“大米和小米”今天将此采访实录刊发，希望给大家以启发。最终，结合我们的国情，一步一步努力改变特殊需要人士生存现状。
2008年我从伦理学专业毕业后，就一直在NGO（非政府组织）领域工作，但直接与“支持对象”面对面的接触、交流，却是来新西兰工作后的事情。“支持对象”其实就是特殊人群，我只在医学上用“心智障碍者”这样的词，多数场合，我尽量使用“人”或“支持对象”作为指称。5年前，我刚到新西兰一家NGO工作时，最让我惊讶的不是政府支持力度，也不是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性。而是那些在街上、在商店、在各类公共交通里的普通人，是他们对“支持对象”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既没有刻意躲闪回避，也没有好奇的注目，一切都顺其自然。后来我明白了，这里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把“支持对象”视为普通人，医学诊断上的“心智障碍”，并没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障碍，亦未成为社区生活交流中的障碍。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一种社会交流中的无障碍，要怎么实现？我有这么一个支持对象，他平时是个开心果，爱交朋友、爱吃甜食、爱玩球，总戴一圆顶帽子，既然他每天都说自己很happy，那我们就叫他乐乐吧。乐乐有严重的语言障碍，说话含糊不清，词汇量也很少，就像动画片里的小黄人一样，叽叽咕咕好像很多话，但只有朋友们能听懂。
记得有一次，我们坐公交车去参加橄榄球训练，上了公交车后，乐乐就对着司机说，“嗨，你好嘛？”乐乐很喜欢观察车上的乘客，虽然他的语言能力不好，但是他懂得读取肢体语言。那天上来了一位20多岁的女士，坐在了我们斜对面。乐乐对她很好奇，一直盯着看，那位女士也不在意，回了乐乐一个微笑。乐乐主动说：“#%***晴朗！”（#%***部分表示其含糊不清的发音）女士仍然不明白，转向我，我就解释说：“乐乐今晚要去打橄榄球。”乐乐也变得兴奋，他伸手握拳，要和女士做一个碰拳。女士也马上握拳，伸手过来，就在二人的手要碰上的时候，乐乐忽然调皮得缩回了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以上的谈话里面，乐乐是谈话的主导，我只是在必须的情景下，帮助表达。更多时候，乐乐一个人独自坐公交，他乐此不疲地用“叽里咕噜语”和各种各样的乘客交谈，借此表达自己。只是即使没有人辅助他，即使他表达能力接近学龄前儿童，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交朋友，并不影响他的快乐。当我在其他场合遇见和乐乐交谈过的乘客时，他们会跟我说，“我在公交车上见过乐乐，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们对乐乐的各种奇怪表现，似乎一点也不好奇，也从来不会问我，“乐乐有什么问题？”、“他为什么和常人不一样？”等问题……这些普通人不会因为你奇怪的行为产生歧视，也不会因为你的特殊，而给予同情和优待。而是，我知道你有些特别，但也没必要大惊小怪，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啦。为什么会这样？只是因为社会富有？人民素质高？在我看来还有更深次的原因。新西兰失能障碍问题办公室（Office for Disability Issues）的官网里有这么一段话：
失能障碍（Disability）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失能者遭遇到了社会中的障碍，是社会造成了障碍，而不是失能本身。
当社会规则和社会服务的设计者们认为，所有人的能力都应该“正常”时，他们就会假设所有人的需求也大致相似，这就必然会导致一小部分人的需求被忽视，无论方方面面都遭遇各种障碍，而被迫沦为“失能者”。他们非但得不到应有的帮助，还更容易遭遇歧视和不公。
正因为此，新西兰失能障碍战略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无障碍社会。新西兰政府不会仅仅承诺要在几年内兴建多少康复机构，为失能者提供多少补助，而是从社会服务的基础逻辑，就开始履行“无障碍社会”理念。
新西兰认为失能者的障碍不在于他们自身，而在于社会。1.医学模式失能障碍（Medical Model of Disability）2.社会模式失能障碍（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其中“医学模式失能障碍”认为，失能障碍的产生原因，是由于个体的功能丧失或者与他人的不同。解决这种失能障碍，应该通过医药或者其他治疗手段，来治疗（cure）或修正（fix）个体。而“社会模式失能障碍”认为，失能障碍的原因不在于个人的失能，而是社会上的障碍。这种障碍可能是物理上的公共设施，也可以是社会人的偏见与刻板印象。解决的办法是建立无障碍设施，并改变人们对失能人群的态度。一位轮椅使用者没办法进入一个入口处只有台阶的房子，从“医学模式失能障碍”的角度来看，问题出在个体自身，个体要自己使用拐杖上台阶。而从“社会模式失能障碍”的角度来看，问题是出在房子没有建设无障碍斜坡。我们也可以把性别主义，种族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歧视，也套用到这个逻辑中来。从“医学模式”来看，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就只因为她们是女人。要让妇女变得更好，她们就需要更像男人。而从“社会模式”来看，妇女想要获得平等的对待，必须要社会环境和法律都得到改进，去包容妇女本身的不同特质和多样性。 如果说中国社会还在以“医学失能障碍”作为思考的起点，新西兰和某些国家则更重视消除“社会失能障碍”。在前一种思考模式中，某些个体、群体必然被标签化、被区分。这些个体、群体也更容易产生自卑感，这就是歧视产生的根源。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对某些人的崇拜，和对另一些人的歧视中。仿若一个本该生物多样的森林，人们都在仰望最高的果树，而歧视其他植物。而一个更进步的理念则认为，每一棵树，每一颗草，每一朵花，都是森林大家族的一员，每一个成员都值得被认真地对待。诚然，新西兰社会福利体系更成熟，失能者生活压力更小，他们有更多机会去发展兴趣爱好，想要工作也能得到相应的支持。这些是国情、环境的不同，新西兰的某些做法，或许无法照搬到中国，且中国对待失能者的态度，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关注“大米和小米”很长时间了，明白在改变发生前，有些家庭正承受着阵痛，也明白有些悲剧，可能永远无法等到改变。但另一种心态值得借鉴，也许我们无法快速改变别人的态度，那我们现在就能改变自己的态度。我希望更多的特殊家庭，首先接纳孩子的特殊，就像森林必然有除了大树以外的其他植物。如果我们期待每一个孩子都长成果树，每一个孩子都要与某些天才比较，那必然会产生撕裂与痛苦。而接纳特殊，就是一种解脱。成为自己，发展自己，以自己的节奏向前生长，那就是快乐且真实的。我们的努力、坚强，以及和其他家庭之间的相识互助，都是真实又精彩的人生。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是：建立特殊人群的社区文化，把这样的文化当作社会必须的部分去建设，如同我们社会需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并以此向社会发声，特殊人群并不是要祈求怜悯、同情，而是要求正当的权利和公平的对待。因为我们都同样是人，同样应该享有生存权，居住权，交友权等。正如我们接纳与尊重性别的不同，种族的不同，语言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失能障碍人群的不同和多样化也需要被理解，被懂得，被认可。PS：由于Dory工作性质的特殊，以及对“支持对象”的隐私保护，本文图片均来自新西兰失能障碍问题办公室官网，以及网络。相比于物理空间上的无障碍建设，社会体制和文化，大众群体心中的无障碍建设，显然更加困难。
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中，饱受生活摧残的孩子说，“ 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我们的错。”
是的，许多特殊的人群本身并没有错，谁会愿意自己生下来就“失能”，就“心智障碍”？
他们正因为无法选择命运，才陷入目前的困境，但其他“正常”的强势的人们，也无法选择吗？
他们的困境，虽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却承受着生活的惩罚——对无辜者的欺凌和漠视。所以，这就是社会的罪错和失能。
决定我们是谁的，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做了什么。在弱势群体尤其是“失能者”面前，更是如此。
大米和小米 
